[转帖] 【人文】温世霖因向清廷请愿获罪

核心提示：为了杀一儆百，清政府曾密电指示奉、直两省总督侦查请愿领导人，“稍有可疑，即行密拿请惩”(《大公报》，1911年1月12日)。1911年1月7日晚，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逮捕。次日密电朝廷，诬指温世霖为“乡里无赖”，“结众敛钱”，“有害地方”，“擅捏会名，妄称会长，遍电各省，广肆要结，尤为意图煽动，居心实不可测”，应发配新疆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(《国民公报》，1911年1月20日)9日。朝廷允准。

温世霖字子英(一作支英)，直隶天津县(今天津市)人，1870年生。幼聪敏，考取秀才。因家道中落，放弃举业，曾在官署担任文案，获有候选府经历职衔。1901年以后，他在本村设立女子家塾，在天津城内创办普育女学堂，并任监督。当时风气未开，大为士林所不齿，也遭到本族人的责难，但他办学意志愈益坚定。随着各项新政的举行，其事业终于获得社会公认，声望也逐渐提高，成为天津的知名人士。1907年天津县议事会成立，他当选为议员。1908年5月，他发起速开国会请愿，并被推举为代表到北京呈递请愿书。1909年，他又参与筹办直隶自治研究所和直隶宪政研究会。

1910年，全国掀起国会请愿运动，温世霖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投入。1月16日，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向都察院呈递了第一次请愿书。23日，他即与各界人士研究继续请愿方法，议决以直隶团体的名义直接上书请愿，发动各界签名，推举代表。5月初，他响应请愿代表团的号召，发起成立直隶国会请愿同志会支部，当选为干事长，兼交际部干事。6月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，他又派人分赴各府组织同志会，更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签名。10月5日，他作为请愿书的领衔人，率领数千群众到总督署请愿，首开全国发动群众游行请愿之端。继而参加国会请愿代表团第三次请愿。

11月4日，清廷发布上谕，宣布于宣统五年(1913)召开国会，不准再请愿，否则按法惩办，并令民政部和各省督抚晓谕请愿代表即日散归。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比原定计划缩短三年，但东三省和直隶人民由于地处日俄侵略的前线，危亡感倍加深切，仍然继续请愿。12月，奉天(今辽宁省)各界群众万余人到总督署请愿，又推选代表董之威等入京呈递请愿书。15日，董之威等在天津下车，与各省在天津的学生共开茶话会，希望同学组织全国学生请愿同志会，作为东三省的后援。学生热忱奋发，立即组织全国学界同志会，公推温世霖为会长。20日，温世霖和咨议局议长阎凤阁等带领各校学生三千八百余人，打着各色旗帜，高举着“立宪救国”、“速开国会”等标语，呼喊着“誓死请愿”等口号，游行至督署请愿，强烈要求总督陈夔龙代奏。21日，朝廷接到陈夔龙电奏，令其宣示不准再联名要求渎奏。陈夔龙马上贴出布告，宣称倘再聚众要求，就是意存扰乱，定当严拿惩办。

学生愈愤，22日推举进京代表，决定各省在津学生派人回省发动，并以天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，速起以为后援，号召全国学生罢课，再掀起一次请愿热潮。

陈夔龙闻讯大怒，诬陷学生“意存叵测”，“大干法纪”(陈夔龙：《梦蕉亭杂记》卷2，第53-54页)，立派军警前往镇压。赤手空拳的学生代表敌不过如狼似虎的军警，在各界人士劝导下，痛心地做出了解散的决定。

为了彻底镇压学生的请愿运动，陈夔龙接连饬令解散同志会，停印学生血书，禁止报馆“危言耸听”，传知商界人士不准附和，将严拿查办的告示贴于咨议局门首，命令军警持枪巡逻，随时驱散聚集的群众。24日，学部通电各省，严禁学生请愿，如不听劝告，严加惩办，“全体解散，亦所不惜”(《申报》，1911年1月7日)。陈夔龙悍然调兵包围学堂，勒令开课。保定学生闻悉，以罢课的实际行动表示对天津学生的支持和对陈夔龙的抗议。陈夔龙急调国防部队陆军和警兵将各学堂包围，“不准学生自由出入，往来函件必须拆视”，“昼夜巡防，不稍松懈”(《盛京时报》，1911年1月8日)。1911年1月2日，朝廷深恐罢课风潮蔓延全国，又严令各省督抚“随时弹压”，“从严惩办”(《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》下册，653页)。陈夔龙立即照办，饬令学堂复课，否则解散学堂，将学生押送回家。保定学生终于在武力高压下停止了罢课。

为了杀一儆百，清政府曾密电指示奉、直两省总督侦查请愿领导人，“稍有可疑，即行密拿请惩”(《大公报》，1911年1月12日)。1911年1月7日晚，陈夔龙下令将温世霖逮捕。次日密电朝廷，诬指温世霖为“乡里无赖”，“结众敛钱”，“有害地方”，“擅捏会名，妄称会长，遍电各省，广肆要结，尤为意图煽动，居心实不可测”，应发配新疆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(《国民公报》，1911年1月20日)9日。朝廷允准。

陈夔龙逮捕温世霖后不交司法部门，未经任何审判，任意定下罪名，野蛮残暴已极。可是，他们非但没有感到轻松，反而更加心惊肉跳。清政府“诚恐各省公愤，大起风潮”，特电各省“严加防范”(《盛京时报》，1911年1月15日)；陈夔龙则“诚恐因之暴动”(《大公报》，1911年1月10日)，严令军警监视各学堂。同时发布告示说：“温世霖假名结会，遍电各省，胁令罢课，要结挟制”。“此等不安本分，藉端滋扰之徒，自难稍事姑容”。威吓士民不要轻听浮言，“倘有混徒造谣生事，扰害治安，定即严拿惩办，决不稍贷。”(《大公报》，1911年1月12日)

天津各界著名人士得知温世霖被捕，8日晚即自动集会，共商营救办法，议定以教育家张伯苓等26人的名义上禀，质问被捕理由。9日，张伯苓等禀见。陈夔龙只接见张伯苓一人，声言“温世霖出身微贱，胆大妄为，此次执法，实为地方除害”，不要他们过问(《盛京时报》，1911年1月14日)。张伯苓等准备晚上再进一步研究办法，北洋师范学堂、农业学堂和天津县40乡议事会议员也向咨议局陈请，为温世霖辩护。狡猾的陈夔龙唯恐生变，当即密令军警偷偷将温世霖押赴新疆。咨议局致电清政府，全体议员愿保温世霖，然已无及。

此事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。《时报》为此发表社论，极其愤怒地指出：“一般舆论谓政府此举，为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也。不然际预备立宪之时，何以政府作为竟与立宪原理相背驰若此，岂非一面以立宪餂国民，一面又以专制压抑国民乎”？“今日政府所作为，无一不与立宪相背驰，观其严厉之手段，将有出于梅特涅之上者”。“语曰：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吓之。愿政府诸公毋以此面具吓人也。”(《论谕旨发遣温世霖事》，《时报》1911年1月12日)

罪名定下之后，直隶各界人士对温世霖极为关注，深念新疆路远山遥，天寒地冻，兼之温世霖眼疾未愈，途中可虑，公议集资白银1000两，供其沿途花费。王庆绪十分同情温世霖的不幸遭遇，挺身而出，愿与他同往新疆，加以调护。一些人还联名倡议将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所余的九百余元全部赠送。北京某校师生亦集资500元，并写了一封万余言的送别书，派人密送给他。温世霖虽有巡警押解，但沿途各地人民并不将其视为罪犯，反而当作上宾。1月行经河南时，受到一千余人的热情欢迎，并集资八百余元相赠。农历腊月二十四日抵达陕西省城西安，温世霖请假10日，在此度过春节，又受到盛大欢迎和招待，该省咨议局和绅学商军各界以及在陕西的直隶人士皆有馈赠，还有的赠送了鲜花。“公道自在人心”，于此可见。辛亥革命爆发后，经资政院奏请，他终于获释。